知堂论茶
发布日期：2024-03-14
知堂是周作人的号，鲁迅的弟弟。周树人与作人兄弟，同为现代散文名家，彼此文章风格不同。鲁迅尖刻，似加了辣椒的冲菜。知堂甘涩似嚼橄榄，有明人小品的遗韵。两人的际遇也不同，鲁迅因缘际会，被中国大陆捧成文学的神。知堂误蹚了浑水，成了历史的罪人，晚岁寂凄以终，现在已很少人再记起他了。
不过，谈五四以后的文学活动，却少不了他。知堂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的发起人之一，又是《语丝》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撰稿人。他的散文集《雨天的书》、《苦竹杂记》、《泽泻集》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。而且他的集子里，常有谈吃的文章。知堂在1949年11月至1952年间，更在上海《亦报》和《大报》，发表了一系列谈吃的文章，名“饭后随笔”。这时已经风云变色，也许知堂感到另一场历史风暴又来了，写什么都可能入罪，只有谈谈吃较中性，因为人民也是得吃饭的。这段时间写了近七十篇谈吃的文章，这时其他作家少见的。这些作品没有结集，流传不广。
知堂谈吃，谈的不是珍馐美味，都是些粗茶淡饭，乡曲俚食，如“臭豆腐”、“家常菜”、“盐豆”、“故乡的野菜”，有怀想，有生活的点滴，清淡得很，一如其文。但在谈吃的文章，却又多篇论茶的，如《北京的茶食》、《喝茶》、《再论吃茶》、《盐茶》、《煎茶》、《茶汤》、《吃茶》等等。
其实，知堂并不善于品茗，他的《吃茶》说：“我的吃茶是够不上什么品味的，从量和质来说都够不上标准，从前东坡说饮酒饮湿，我的吃茶就和饮湿相去不远。”而且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。他说：“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。普通的就是龙井一种。小的时候吃的是家乡本地制造的茶叶，名字叫做本山，价钱是很便宜。”《吃茶》发表在1964年1月27日的《新晚报》，这时知堂老人又移居北京，正埋首翻译《伊索寓言》和《枕草子》，他说：“今年在北京这种茶叶又出现了，美其名曰平水珠茶，后来在这里又买不到，结果仍旧是买龙井，所能买到的也是普通的种类，若是旗枪雀舌之类却没见过，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，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。”
当时三年饥荒过去不久，能吃饱已经不错，哪里还谈得上饮茶。知堂还有杯龙井喝，生活算不赖了。他吃茶坚持绿茶，“就是不是不欢喜北京人所喝的香片，这不但香无可取，就是茶味也有说不出的甜熟的味道。”因此，他也欢喜吃加了糖的红茶。他说：“红茶已经没有什么味道，何况又加糖与牛奶。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较大的乐事，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，未必领略此中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，则我殊不以为然，红茶带“土斯”未始不可吃，但这只是当饭，在肚饥时食之而已；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”这篇《喝茶》发表在1924年12月的《语丝》第七期。（注：此段关于香片与红茶的引用，与知堂原文实有出入，感兴趣的茶友可寻原文来看，观点会更加清晰。）
《吃茶》和《喝茶》两篇文章相去四十年，知堂喝青茶（注：据前文应是“清茶”之误）的习惯，倒是前后一贯的。但不论怎说，知堂老人不是个善茗者。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。他说：“我关于茶的经验，这怎么够得上来讲吃茶呢？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好题目，便是因为我不会喝茶可是喜欢玩茶，换句话说就是爱玩耍这个题目，写过些文章，以致许多人以为我真是懂得茶的人了。”因此，他“只是爱耍笔头讲讲，不是捧着茶缸一碗一碗的尽喝的”。所以，知堂不是品茗，而是在论茶。
知堂论茶，因为从饮食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。他认为我们看古人的作品，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，大抵都可了解，虽然有年代相隔，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，总可想象得到。唯独讲到他们的生活，我们便大部分不知道，无从想象了。因为这其间生活情形的变动，有些事缺了记载，便无从稽考了。知堂有几篇论茶的文章，从唐宋以后的笔记，探讨中国饮茶的风气，他似乎想从“笔记上记的这些烦琐的事物中，与现有的风俗比较，说不定能明白一点过去”。这也是我现在在大学讲授“中国饮食史”探索的方向，因为将一门学科从烦琐的笔记与掌故材料，提升到系统的知识，的确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程。
知堂虽然不善饮茗，但却颇识茶趣。他说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”他认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意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、看秋河、看花、听雨、闻香、喝不求解渴的酒、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必需的，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
知堂虽然欣赏中国人的生活情趣，但他认为，“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，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。”远不如“东洋文化雅致”。就茶而论，他说：“茶起于中国，有这么一部《茶经》，却是不曾发生茶道，正如虽然有《瓶史》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，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，这恐怕是真的，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。”他认为日本的“茶道有宗教气，超越矣，其源于僧侣”。而“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，殆可称儒家的”。不仅饮茶如此，中国的茶食也不如日本。他说：“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做的，但那优雅的形色，朴素的味道，但合于茶食的资格。”所以，知堂说：“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，有点不大欢喜，粗恶的模仿品，美其名曰国货。”对于国货的厌恶，对于东洋货的仰慕，就是后来知堂“失足”的原因。
既向往中国生活的闲情逸趣，又羡慕“和风”的雅致，这种心情是非常矛盾。知堂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写了一首自寿诗：
前世出家今在家，不将袍子换袈裟，街头终日听谈鬼，窗下终年学画蛇；老去无端玩骨董，闲来随分种胡麻，诸君若问其中意，且到寒斋饮苦茶。
并改其斋为“苦茶庵”，不知苦茶何味，也许知堂想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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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谈五四以后的文学活动，却少不了他。知堂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的发起人之一，又是《语丝》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撰稿人。他的散文集《雨天的书》、《苦竹杂记》、《泽泻集》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。而且他的集子里，常有谈吃的文章。知堂在1949年11月至1952年间，更在上海《亦报》和《大报》，发表了一系列谈吃的文章，名“饭后随笔”。这时已经风云变色，也许知堂感到另一场历史风暴又来了，写什么都可能入罪，只有谈谈吃较中性，因为人民也是得吃饭的。这段时间写了近七十篇谈吃的文章，这时其他作家少见的。这些作品没有结集，流传不广。
知堂谈吃，谈的不是珍馐美味，都是些粗茶淡饭，乡曲俚食，如“臭豆腐”、“家常菜”、“盐豆”、“故乡的野菜”，有怀想，有生活的点滴，清淡得很，一如其文。但在谈吃的文章，却又多篇论茶的，如《北京的茶食》、《喝茶》、《再论吃茶》、《盐茶》、《煎茶》、《茶汤》、《吃茶》等等。
其实，知堂并不善于品茗，他的《吃茶》说：“我的吃茶是够不上什么品味的，从量和质来说都够不上标准，从前东坡说饮酒饮湿，我的吃茶就和饮湿相去不远。”而且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。他说：“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。普通的就是龙井一种。小的时候吃的是家乡本地制造的茶叶，名字叫做本山，价钱是很便宜。”《吃茶》发表在1964年1月27日的《新晚报》，这时知堂老人又移居北京，正埋首翻译《伊索寓言》和《枕草子》，他说：“今年在北京这种茶叶又出现了，美其名曰平水珠茶，后来在这里又买不到，结果仍旧是买龙井，所能买到的也是普通的种类，若是旗枪雀舌之类却没见过，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，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。”
当时三年饥荒过去不久，能吃饱已经不错，哪里还谈得上饮茶。知堂还有杯龙井喝，生活算不赖了。他吃茶坚持绿茶，“就是不是不欢喜北京人所喝的香片，这不但香无可取，就是茶味也有说不出的甜熟的味道。”因此，他也欢喜吃加了糖的红茶。他说：“红茶已经没有什么味道，何况又加糖与牛奶。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较大的乐事，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，未必领略此中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，则我殊不以为然，红茶带“土斯”未始不可吃，但这只是当饭，在肚饥时食之而已；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”这篇《喝茶》发表在1924年12月的《语丝》第七期。（注：此段关于香片与红茶的引用，与知堂原文实有出入，感兴趣的茶友可寻原文来看，观点会更加清晰。）
《吃茶》和《喝茶》两篇文章相去四十年，知堂喝青茶（注：据前文应是“清茶”之误）的习惯，倒是前后一贯的。但不论怎说，知堂老人不是个善茗者。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。他说：“我关于茶的经验，这怎么够得上来讲吃茶呢？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好题目，便是因为我不会喝茶可是喜欢玩茶，换句话说就是爱玩耍这个题目，写过些文章，以致许多人以为我真是懂得茶的人了。”因此，他“只是爱耍笔头讲讲，不是捧着茶缸一碗一碗的尽喝的”。所以，知堂不是品茗，而是在论茶。
知堂论茶，因为从饮食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。他认为我们看古人的作品，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，大抵都可了解，虽然有年代相隔，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，总可想象得到。唯独讲到他们的生活，我们便大部分不知道，无从想象了。因为这其间生活情形的变动，有些事缺了记载，便无从稽考了。知堂有几篇论茶的文章，从唐宋以后的笔记，探讨中国饮茶的风气，他似乎想从“笔记上记的这些烦琐的事物中，与现有的风俗比较，说不定能明白一点过去”。这也是我现在在大学讲授“中国饮食史”探索的方向，因为将一门学科从烦琐的笔记与掌故材料，提升到系统的知识，的确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程。
知堂虽然不善饮茗，但却颇识茶趣。他说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”他认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意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、看秋河、看花、听雨、闻香、喝不求解渴的酒、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必需的，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
知堂虽然欣赏中国人的生活情趣，但他认为，“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，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。”远不如“东洋文化雅致”。就茶而论，他说：“茶起于中国，有这么一部《茶经》，却是不曾发生茶道，正如虽然有《瓶史》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，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，这恐怕是真的，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。”他认为日本的“茶道有宗教气，超越矣，其源于僧侣”。而“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，殆可称儒家的”。不仅饮茶如此，中国的茶食也不如日本。他说：“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做的，但那优雅的形色，朴素的味道，但合于茶食的资格。”所以，知堂说：“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，有点不大欢喜，粗恶的模仿品，美其名曰国货。”对于国货的厌恶，对于东洋货的仰慕，就是后来知堂“失足”的原因。
既向往中国生活的闲情逸趣，又羡慕“和风”的雅致，这种心情是非常矛盾。知堂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写了一首自寿诗：
前世出家今在家，不将袍子换袈裟，街头终日听谈鬼，窗下终年学画蛇；老去无端玩骨董，闲来随分种胡麻，诸君若问其中意，且到寒斋饮苦茶。
并改其斋为“苦茶庵”，不知苦茶何味，也许知堂想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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